迷魅的兩都賦──京都與伊斯坦堡
向來傾慕古都之旅,就中以京都和伊斯坦堡予我的印記最深。兩都風華都逾千年,卻在國家銜接現代之際退居二線。但兩都並未衰褪老去,反而日新又新。當然,兩都性格亦大異其趣,所以我試圖以宗教興衰起承縱談兩都,或可激起旅遊者一些不一樣的想像空間。本文同步 刊載於《文訊》383期(2017年9月)。

曾經傲世群倫、璀璨逾千年,卻在近代因為政治旋轉門的更易而瞬間失寵,如此境遇我想到的是日本的京都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。京都和伊斯坦堡不僅古意盎然,且鮮味十足,難怪造訪者流連忘返,還想歲歲月月再來。六年前初夏造訪伊斯坦堡時,偶然間覺得可與京都作對照,今夏終和睽違多年的京都再次重逢,遂發想為此文。

總的來說,宗教的興革/傳承正是京都和伊斯坦堡得以長續,並蔚為舉世古都的重要成因。

須知,西元八世紀末桓武天皇即位就亟思想擺脫平城京,並屬意在山背國長岡京營建新都,但主導遷都大計的天皇寵臣藤原種繼遭暗殺,桓武天皇趁機鏟除反遷都的宮中勢力,桓武天皇的同母弟早良親王因而絕食憤死,其後天皇周遭不少人離奇死亡,同時長岡京洪水不絕,一切都指向係早良親王的怨靈在作祟,於是桓武天皇毅然放棄長岡京,改往北邊葛野郡宇太村興建新都,此即平安京的由來。

桓武天皇決意遷都,既想甩脫原天武天皇的人馬,更對平城京(奈良)飽受佛教宗派(即所謂的「南都六宗」)的包圍大感不滿,所以遷都之後除了在朱雀大道之南分別興建東寺與西寺,就不再設立新的寺院。其後嵯峨天皇將東寺交由弘法大師空海來主持,睿智過人、多才多藝的空海將大唐新近的密宗引入東瀛,東寺遂成為日本真言密宗(東密)的本道場,空海為日本佛教開闢了全新的格局。

在我心目中,造訪京都絕不能捨佛寺,而佛寺必至的有四處:一,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廣隆寺。作為聖德太子所創七大寺之一,講堂所列諸佛菩薩俱是逾千年遺產,特別是名列國寶第一號的彌勒菩薩半蹴思惟像,祂和西方的蒙娜麗莎微笑同屬人類最高的微笑藝術之呈現;二,是唯一和南都六宗有相繫的清水寺(法相宗)。它的正殿係靠著山崖以強力木柱支撐的舞台造,清水舞台已是京都不可分的一部分;三,是室町時代列為五山之上的南禪寺。巍峨的三門、已然融入寺院的水路閣和方丈庭園,顯示的古樸清幽全然就是禪偈的表意;四,當然就是教王護國寺(東寺)。除了日本古塔中最高的五重塔,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講堂內以大日如來、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和不動明王為主,各為一系又合組的立體曼荼羅,那兼具密教與藝術的擺設,就是啟發我初嘗佛學奧義的開端。

當然,由傳教大師最澄所創的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(台密)、日本唯一的千體觀音堂三十三間堂(蓮花王院)、淨土真宗的東西本願寺、哲學之道旁側的慈照寺(銀閣寺)、宇治立意呈現極樂世界的平等院,也都該列入必遊參訪的名單,至於金碧輝煌的金閣寺就留給純觀光客。

基本上,平安時代的佛教就是真言宗、天台宗兩大密教的天下;到了平安朝末期世道紊亂,密教也日漸腐敗,於是淨土、禪、日蓮興起。而到了江戶時代,德川幕府藉由佛教抑基督教,賦予佛教無比的權限;另一方面,這也是諸宗持續的年代:密宗依賴公家,禪宗主力是武家,淨土宗流行於武家和平民,真宗和日蓮宗得到底層的支持。直到明治維新,新政府獨尊神道教,從而掀起短暫的廢佛毀釋運動。當然,這也激起佛教界的維新之士,一方面留洋習梵文、巴利文、比較宗教學等,其後大興佛學教育,從而讓二十世紀以後的日本成為漢傳佛教的中心。

凡此,佛教的起承轉合,京都全是參贊的主場,而廢佛毀釋當時,亦是維新政府遷都東京之際。歷經一千兩百年風華,步入現代之林的京都竟遭見棄,然而京都人沒有懷憂喪志,本於文化、教育基底的雄厚,所以京都教育現代化領先全國,接著拓展水陸運輸發展產業,南禪寺的水路閣即是成功的明證;另外,京都也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成為日本電影業中心,如今的太秦映畫村尚可一窺當年盛況。

莫以為千年期間,帝都始終穩如泰山,平安朝末期,權臣平清盛於西元1180年遷都福原京(今神戶),但「古都業已荒蕪,新都百廢待舉」,雖然很快就遷回原地,但平安朝自此落幕。進入武家統治的年代,由於天災(地震、大火)人禍不斷,如今的京都幾乎不見平安時代的建築遺物,而諸寺院也多為江戶時代重建。而在文化財備受世人重視的今日,京都挾其龐大豐厚的資源,列入世界遺產者當然高居日本第一。京都人悉心呵護,雖不免傲嬌過度,亦有過度人工美之嫌,但這就是政治真空後,京都人以其韌性、能耐和大阪、神戶鼎足而立,力抗關東而不輸,能不讓人欽服嗎?

再談至伊斯坦堡。它建城時更早於京都,希臘時代它即已座落在此,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於西元330年重建此城並定名為君士坦丁堡(Constantinople),從此它成為東羅帝國首都,即使1453年遭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,除了更名為伊斯坦堡外,它依舊是這一伊斯蘭新帝國的首府,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結束,凱末爾(Mustafa Kemal Atatürk)建立新的土耳其共和國,他選擇內陸的安卡拉為新首都,意欲和鄂圖曼帝國畫清界限,於是享有千年古都優勢的伊斯坦堡頓失華麗優容。

但位處歐亞交界、掌控博斯普魯斯海峽戰略要津的伊斯坦堡,終究不會失寵於人間。祇是二十世紀漫漫百年,伊斯坦堡承受著現代/傳統、繁盛/沒落、獨裁/民主的強力衝擊,所以帕慕克(Orhan Pamuk)筆下的《伊斯坦堡》滿是黑色感傷漬味。

可我要說的是,東羅馬帝國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固然是東正教中心,但鄂圖曼的穆罕默德二世(Mehmed II)於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後,他並未消滅東正教,所以較之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劫掠君士坦丁堡的惡行,這一新興帝國著實寬大許多。鄂圖曼以東羅馬的繼承人自居,卻又是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──土耳其蘇丹兼哈里發(caliphate),伊斯坦堡可說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點。當然,聖索非亞教堂被改建為清真寺,總讓人有憾。但在共和國成立後,聖索非亞教堂脫掉宗教外衣,蛻變為博物館,東羅馬時代的馬賽克聖像也逐一修補出土。這一教堂的演變顯示的是,鄂圖曼帝國絕非狹隘專斷的狂妄之徒。

京都不再是帝都已148年,而伊斯坦堡卸除土耳其首都的身分也近百年;如今兩座千年古都各以其本事吸納世界各地的觀光客,且卓然有成。不過,京都由於居盆地之中,性格偏保守。京都人客氣但不易親近,壽岳章子的「京都三部曲」講的就是細膩的京都日常,京都日常就是他們特有的通關密語,外人根本難以介入深探。反之,伊斯坦堡既是東西匯合處,又是多元種族的展示區,所以當地人特顯活潑熱情,那是一種面向海洋的自由進取精神。

但不論是京都的保守,或者伊斯坦堡的多元開放,前者面對經濟開發/傳統文化的衝擊,以及後者遭逢強人艾爾多安(Recep Tayyip Erdoğan)遂行伊斯蘭化的逆流,都是艱鉅恆久的挑戰,相信他們必有能力解厄除凶,世人也該衷心為兩都祈禱默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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