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學傳播有其徑──鄉土文學四十年再探
當代台灣文學有道分水嶺,那就是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以及由之衍生的論戰,迄今剛好四十周年。
關於此一文學脈流的源起、發展與影響,歷來討論者不少。而論戰涉及的文學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歷史諸關連,討論者亦不少。二十年前分屬兩陣營的人士,各自舉辦研討會各言爾志,但要說論戰已然定論,其實還言之過早。我忒以宗教改革的兩大元素:印刷術與翻譯聖經,作為參考指標,再談「鄉土文學論戰」的後勤支援,並期由影像的發展,帶出更多討論。本文同時刊載於《文訊》386期(2017年12月)

2017年漸次消隱,這一年國內外有幾個大型紀念活動:二二八事件70周年、台灣解嚴30周年、宗教改革500年、俄國大革命100年,樣樣都有人侃侃而談,也抽繹出不少深刻意涵;但唯獨鄉土文學40年乏人問津,殊為遺憾!

或因論戰的兩個重要戰將王拓、陳映真已於去年先後辭世,以致人物聚焦不足;又恐是兩人在二十年前各據擂台,涇渭分明述說鄉土文學論戰的曲折幽境,導致絕大多數人怯/厭探問論戰的成因、性質與影響。然而看似靜悄悄的表象,卻激盪出重鎖心門的聲響,識者無不猝然驚心。

簡言之,看似無用的文學卻是荒漠狀的台灣最需,否則前些時日高中國文科的文白比率之爭就不會那麼波瀾壯闊。而文白之爭在台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(1930年代)和第二次(1977)都觸及到了,可見文學與日常語言的關係絕不容輕覷。 不過,在重新回顧鄉土文學論戰的主題之前,歐洲宗教改革倒是提供了極好的範例。

眾所周知,馬丁.路德(Marin Luther)於1517年10月31日在威騰堡(Wittenberg)教會門口貼出《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》(即著名的《九十五條論綱》),既批判教廷的權威,也指出贖罪券的謬誤。由於全文是以拉丁文書寫,所以本意是尋求各方的學術辯論,未料有人迅速將它翻譯成德文,並經由甫發明未久的印刷術的廣為印行,路德的想法很快就傳遍整個德意志和歐洲,終於奠定宗教改革的先聲。

其實早在路德之前一百年,出身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家約翰.胡斯(Jan Hus),就曾否定教皇的權威性,更反對贖罪券的效用,結果不但被天主教會視為異端予以除籍,還進一步遭誘捕火焚慘死。面對路德的再次挑戰,羅馬教會原想如法泡製,路德之所以能逢凶化吉,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(Frederick III)的善意庇護是為關鍵,所以儘管他與教會決裂並遭除籍,但路德卻在選侯的協助下藏匿於瓦爾特堡(Wartburg),從而潛心將《新約聖經》由希臘文譯成德文,這不但讓廣大的德意志人可以直接閱讀《聖經》,打破教會以拉丁文壟斷經文詮釋權的格局;且路德譯文字斟句酌、生動優美,堪稱是德語文學的經典結晶。藉由這部《聖經》譯本和相關的神學著作,路德在人民之中成為新的救世主,宗教改革的浪潮終究沛然莫之能禦。

這裡頭有兩大輔助因素必須標誌出來:印刷術和《聖經》譯文。

約略是1450年左右,金屬活字印刷的技術在美因茲(Mainz)有了重大突破,它的誕生導致傳統的經文抄寫必然衍生的錯謬獲得改善,它搭架了有效的平台讓歐洲學者可以面對同一組文字論辯解析,路德貼出《九十五條論綱》的原義即如此,但印刷術更進一步讓庶民也參與到這樣的進程。若沒印刷術的輔助,路德恐落入無米之炊的窘境。

至於路德翻譯的德文版《聖經》,其文字之登頂足與和但丁、薄伽丘、塞萬提斯、伊拉斯謨斯、蒙田、莎士比亞並列,蔚為文藝復興在德境的重要成就;它促使教士壟斷拉丁文的一統局面自此傾倒,各國方言如順水行舟配合近代主權國家的興起,有如水幫魚、魚幫水的雙贏實效。總之,文字語言的解放,猶如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人間,爾後光明之路由此大開。

回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的台灣。「現代式的小家庭所培養的子弟是目無權威偶像,心無恐懼感的,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的個性,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。」,這是70年代初《台灣社會力的分析》所提的智識青年心靈上的基本特徵。若再深入解析,這批智識青年既嫻熟於戰後政權轉移所形塑的新語言文字,另一方面也對這塊土地懷抱著深情關懷,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,70年代的鄉土關懷終於落實,鄉土文學論戰終究不可免。

長期以來,不少人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所爭辯的焦點主要是意識形態,而非文學本身。但這樣的談法頗有去脈絡的危險,因為70年代初就先行有了現代詩論戰,關傑明、唐文標等人率先批判當時的現代詩是「文學殖民地主義」、「 頹廢文學」,自然也激起顏元叔、余光中等人的反擊。雖然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角集中於小說家,整個現代詩壇似乎毫無迴響,但它無疑就是現代詩論戰的延伸,所談的文學自然飽含意識形態的批判。

如同宗教改革前夕,印刷術的發達造就出學術界得以客觀、全面研討的平台。台灣鄉土文學的參與者與日後論戰的前鋒戰士,若欠缺有力的平台和傳播途徑,那任何的離騷之言、批判之聲頂多停留在各言爾志的階段罷了。已故詩人李祖琛在其碩士論文《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──傳播結構的觀察》就列舉出文學雜誌、副刊、電影和其他(出版社、黨外雜誌)四種傳播路徑。

文學雜誌方面,《現代文學》在論戰中是箭靶之一,《筆匯》、《文學季刊》有前驅作用,《文季季刊》、《台灣文藝》則是運動的主要文學陣地。另外,諸如《仙人掌》、《夏潮》、《中華雜誌》都是不可不提的灘頭堡;副刊方面,原先同情聲援論戰派的《中國時報.人間副刊》,在論戰期間承受官方莫大的壓力,祇能超然於外、緘默以對,反之,《聯合報》副刊卻成為攻擊鄉土文學的前進指揮所,高下立判。

當然,若從歷史長河的角度取徑,聯副在5、60年代林海音主政期間,引進鍾理和、鍾肇政、鄭清文、黃春明、廖清秀等台籍作家在聯副筆耕,林先生無愧於鄉土文學。至於聯副在論戰期間的角色扮演,祇能說它經不起照妖鏡的照拂。除開文學雜誌、副刊的布陣,影視方面的文化霸權(話語權)向為人所忽略,李祖琛能注意及此頗有慧見。當然,影視遠比純文字傳輸還複雜,正負面也不易當下立判,尤其到了所謂鄉土連續劇汜濫成災的今日,70年代的微光或更值得探勘。

從純文字到影像,陳映真、黃春明的鄉土文學之路還真沒談夠。那就像馬丁.路德的《聖經》轉譯,是延續由宗教改革到文化淨身的重要旅程。平心而論,陳映真留給後世的絕非什麼「社會主義傳人」、「愛國(?)主義者」之類的統戰標簽,而會是《人間》雜誌鼓動的黑白影像,及其背後的報導文學風格。祇是如今頻頻紀念陳映真思想的一群狂熱信徒無意於此。

識者也點明,鄉土文學論戰看似寫實主義VS.現代主義的交鋒,實則如風無影的外來移植物,到了80年代要附身到後現代/都市文學/女性主義/性別意識……,一點都不是難事;何況就以陳映真而論,他身上同時兼具現代/寫實兩種意象,所以寫實主義VS.現代主義絕非問題焦點。反之,由黨國主導的反共戰鬥文藝才真是經不起考驗,當年他們對鄉土文學派的文攻武嚇,事後看來根本是困獸之鬥。

儘管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的今日靜悄悄,但上述發展或疑惑不會就此消失,也許再沈澱個十年再來細說分明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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