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台灣該不該接收香港人才?】金融從業人員分析:台灣跟香港存在巨大職場文化差異 | TechOrange


【為什麼我們挑選這篇文章】中共人大會議 22 日開幕,拋出「香港版國安法」草案,將針對「顛覆國家政權、分裂國家、恐怖活動、外部勢力干預」立法,引起各國譁然。美國回應將考慮取消香港特殊地位,外界則將眼光轉移至台灣。本文作者曾在香港做資產管理 4 年、港資銀行企金業務 3.25 年,他以身為金融業一員的立場分享台港兩地金融文化差異:究竟台灣能不能「接收」香港金融人才?(責任編輯:鍾佳瑀)

今天聊聊香港跟台灣金融業的職場文化差異。

香港體制即將面臨巨變– 來自「國安法」修改

起因是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香港國安法。撇開政治立場不論,當年中國接收香港是跟英國簽了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的,而現在立國安法,等於片面毀約。

這讓重視契約精神的西方社會無不震驚。紐約時報以「香港末日 – 新國安法對香港來說意味著什麼」(Is this the end – What Happens to Hong Kong now?)為標題。其實最一開始的時候標題只有”香港末日”,後來似乎把這個標題去掉換上後面這個比較中性的。

編按:這篇文章後來也將標題的「Is this the end」拿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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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香港的末代總督彭定康(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, Baron Patten of Barnes;名字超~~~~級長,而且最後面很像某支紅酒)也出聲指責,認為「英國當局須與國際盟友商議,應否繼續把香港視為國際重要城市。」

香港的金融地位即將崩解?

無論最終香港的法理政治體制變得如何,這一切已經讓香港半世紀以上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徹底崩解。何況中國流傳著一句話叫:「開弓沒有回頭箭」,在目前國際輿論普遍對中國不友善的前提下,中國執政當局甘冒犯眾怒做出這麼大動作,不太可能兩會開完後又縮回去:「我看現場氣氛太緊張了,叫我老媽出來緩和一下氣氛…..」

換言之,本來在香港的巨大金融量能必然釋出,並尋找下一個適合的城市。

當然很多台灣人第一時間會認為是我們的機會。范疇老師於今周刊 投書 提出以下見解:

港人對港府、中共政權的信心,已經跌破了臨界點,再也回不去;港人的安全感,從此只會往下,不會往上。在此趨勢下,未來幾個月至幾年之間,香港將向外部釋放出可能數以百萬計的方方面面人才,以及數以兆(美元)計的流動資金。雖然這樣說有點傷感情,但現實就是現實,這些由香港釋出的人力及財力資源,好像天上下雨,總要流到某個地方去。

大哉問來了:台灣要不要成為這些人力、財力資源的去處之一?

我的看法是:不但要,而且還得主動地、大力地要,因為這是利己又利人之事。事實上,這可能是台灣三十年來所能遇上的最大轉機,理由如下:

一、台灣長於電子產業、精密製造產業,但是短於國際金融產業、跨境服務流程產業,而這正是香港人力資源、財力資源的長處。(下略)(原文 今周刊 連結)

關於移民,現行相關的法令及配套措施我是一竅不通。但是香港金融業能量的釋出,是否能由台灣接收?接收多少?現在又該如何準備?

台港兩地金融業文化差異巨大

我人生的工作歷練過程,接觸最深的就是香港。曾經在香港做資產管理 4 年、港資銀行企金業務 3.25 年,其實覺得單以金融業來說,台灣要取代香港還是困難;甚至別說取代,能“接收”多少恐怕都成問題。

根本原因出在兩地金融業的文化差異太過巨大。

金融業的根本在於信任,而現代金融業的信任基礎建立在契約精神,契約精神的體現則在於法令遵循的強度。

香港人 — 特別是金融從業人員 — 超強的法遵概念,是維護其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根本。但台灣整體的社會文化,導致這種精神台灣人骨血裡欠缺。

請注意,並不是台灣的金融業者就沒有法遵概念。實際上我自己在金融業工作的台灣朋友們 99% 都有非常好的法遵意識。但我說的差別,在於深入骨血的群體文化。就像我們所謂的「巴西孩童會走路前先會踢足球」跟「韓國人的血液流出來都有泡菜味一樣」(呃,當然是誇飾啦),不是存在在台灣社會的 DNA 之中。

因此,台灣金融從業人員的法遵意識是外加的,是他律的,法律是「最後不得不的處理方式」;但對香港金融從業人員來說,凡事先提法,其他的等權利義務關係搞清楚了再來談。

香港人用「法規」帶動思考,台灣人習慣從「源頭」開始

這樣的文化差異在我接近 8 年的香港金融工作經驗中不斷衝擊我。特別是我的業務模式都是客戶來自台灣,但產品及核准單位來自香港,兩地的文化差異給了我很大的震撼。

最深刻一次印象是某次一位上市公司客戶發生財務危機瀕臨下市,這可是天大的事情 —— 究竟是這個問題有多大條,導致必須要下市?

我們台北分行同事第一時間希望能掌握客戶的真實財務狀況,並通報香港總行;但香港總行第一時間卻下令:「立刻調閱當時的借款合約,看看萬一真的下市是否有觸發違約;沒有的話,說不定我們還動不了他呢!」

換句話說, 台灣人重視的是問題的本質,希望理解哪裡出了問題,並且找到處理的方法;但對香港人來說,所謂的「解決問題」,是在契約關係上達成協議。

後來我們確實在聯貸合約中看到違約條款的其中一項是「借款人必須維持上市公司地位」,而我們也援引這條在漫長的法律攻防中,最後順利收回債權。但整件事最震撼我的是香港總行第一時間的反應。

在事情過去後,我向跟我交情最好的總行同事問了這個積壓在我心頭已久的問題:

「難道你們第一時間 都不好奇客戶到底怎麼了嗎?」

總行同事帶著笑意回答我:

「難道你們第一時間 都不好奇當時約是怎麼簽的嗎?

(本文經 國際之男 – Man lives in offshore 授權轉載,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,原文標題為 〈今天聊聊香港跟台灣金融業的職場文化差異 〉。首圖來源:Pixaba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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